生肖偏好的经济解释和现实影响财经

2018-04-12

  

  编者语:

  生肖偏好是一个历久弥新、比较有趣的研究话题,在东亚文化圈和相关社群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育龄夫妇人为选择特定生肖年份进行生育的现象似乎愈演愈烈,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和学界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该现象联系于某种社会信念,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和资源配置。该现象如果盛行,将产生范围更广的经济社会效应,进而蕴化为一系列社会、人口、文化和经济表现方面的特征,然而,该现象背后的学理研究较缺乏。此外,双胞胎成长差异、相对年龄效应等范畴更广的生育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研究又为生肖偏好的经济社会分析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侧面视角和精妙的注解。因此,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现实层面来说,进行这样的研究梳理和评述都有一定意义。敬请阅读。

  /孙涛、逯苗苗、张卫国(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一、引言

  国家统计局201622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农历羊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为1655万,比2014年(马年)减少32万。最新的数据显示,2016年(猴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比羊年增加了131万,从这三年的数据看,无论人口出生数还是出生率,2015年(羊年)都形成了一个洼地。对此,国家卫生计生委回应称,这主要是由于生肖偏好的影响和育龄妇女数量减少。国家卫生计生委有关人士表示,2015年是农历羊年,一些家庭有推迟生育的情况,北方地区则表现得更为明显。从2015年妇幼活产统计数据看,23个省份的出生人口数量比2014年有所减少,2个省份基本持平,6个省份略有增加。过往的官方人口统计也显示,凡遇羊年,出生人口往往是低谷。如1991年度羊年,黑龙江省官方总结“人口计划完成”的原因时指出,其中一条是“部分群众受迷信思想的影响,认为‘羊年’生育不吉利而推迟生育,这对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也有一定的影响”,而在展望未来的人口出生计划生育压力时,又表明“由于一些人受‘十羊九不全’旧思想的影响,将出现‘羊年不生猴年生’的出生跨年度现象”,表达了对羊年生育延迟到猴年所产生生育高峰的担忧。也有学者(姚引妹,2003)利用人口统计资料,通过“总和生育率变差(后一年的总生育率减去前一年的总生育率)”,来评估1949-1999年间生肖对生育率的影响程度。在排除1959-1964年的“生育变化异动”后,“总和生育率变差”最大的年份是“1967-1968”(羊年—猴年,1968年生育率高于1967年)、其次则是“1966-1967”(马年—羊年,1966年生育率高于1967年),形成了1966年(羊年)的生育率低谷,这说明有相当部分的民众不愿意在羊年生孩。进入21世纪以来,在“吉年生吉子”的心理作用和传播渲染影响下,国人面对2000年(千禧龙年)到2004年(猴年),再到2007年(所谓“金猪”年)、2008年(奥运年)等时间节点,选择特定生肖年份进行生育的现象时常有媒体提及,我们周遭的现实个案也屡现,已成为一个社会公众和学界都很关注的问题。然而,根据特定的生肖选择生育时间是否是普遍性社会现象(甚至是社会问题)?是否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只从直观的感受或一些新闻报道来加以判断。而是应该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和思考:其一,从主观生肖偏好到人口出生数据方面都应有比较明确的说明,该现象是否存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其二,如果存在,这些现象背后的经济社会因素是什么,带来的经济社会效应又是什么。

  在学理研究层面,生肖、星象偏好的产生和社会传播更多地联系于迷信(superstition),广义来说,它们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实质上体现了一种社会性或群体性共享信念的作用机制。比较早的关于星座、星象的经济学研究线索来自于《政治经济学期刊》上所发表的《星象经济学:经济学的一个新方法?》一文。该文探讨了星象经济学能否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研究分支,认为星象学强调个人出生时的星象、星座联系于性格、身体状况、最容易获得成功的职业类型,最容易得的疾病种类,哪个国家最适合其长期居住,最佳的居住朝向等。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些关联无疑会对职业选择、健康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甚至国际收支问题等诸多方面构成巨大影响,从而可以形成从天文星象角度研究经济表现和作用机制的新经济学科。作者尝试用1962-1970年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延长服役时间的数据加以说明和验证,发现白羊座、天蝎座属于火象星座,生于这些星座的士兵个体更具争斗性和崇尚武力;天秤座属于金象星座,生于该星座的士兵更加温和与友善。所以,该实证研究的基本假设是,白羊座、天蝎座的士兵延长服役时间的数量占符合条件的所有士兵之比应该显著高于天秤座士兵的情形,但作为职业选择问题的一个验证,这些数据分析并没有为这一假设提供很扎实的证据。

  下面我们将以微观层面(生肖偏好、生育决策和家庭资源配置关系方面)、宏观层面(生肖偏好影响下家庭生育选择的经济社会效应方面)以及一个扩展性讨论三个部分对生肖偏好的研究文献加以综述和评析。

二、生肖偏好、生育决策和家庭资源配置

  所谓生育决策是指育龄夫妇对生育和养育孩子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在家庭资源约束条件下为实现生育效益最大化而进行的选择。生育偏好则是对子女性别,子女出生年份、月份、甚至时辰等的偏好。在这里,牵涉生肖的生育偏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下面简称为生肖偏好),生肖偏好影响生育决策、作用于生育行为,生育行为的结果又会影响家庭资源在子女之间配置(如教育投入、健康投入等),甚至会影响父母自身资源的配置(如对劳动参与的影响、时间精力的分配等)。对于后者,Vere2008)用龙年出生的孩子作为工具变量去识别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中的内生性因果关系。在论文中,作者引述了在中国生肖传说中龙年作为十二生肖中最为幸运的生肖,其年份出生的孩子被认为有更好的运势、在学习上表现更为优异。该研究用因中国农历因素影响的生育率的外生变动去识别第一个孩子对女性劳动力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个孩子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孩子的影响。

  关于特定社会事件影响生育和特定生肖偏好的研究,迄今为止,学界对此关注比较有限。中华文化圈(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社群)以生肖属相看运势是共同现象。在韩国和日本民间,生肖属相决定个人运势的说法也广为流传。然而,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对每个属相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例如,在中国北方的一些地区,有属羊不吉利的说法(尤其是针对女性),尽量避免和属羊的人结婚、在羊年生育子女;而南方一些地区却视女性属虎为不吉。相反,韩国却认为属羊是吉利的象征,特别是女性,属羊意味着性格温良,择偶时会有优势。另外,韩国人偏好属虎和龙,认为代表的是勇气和能力,属马则是命硬和不幸的象征,尤其是对于女性。受此影响,2014年(马年)韩国的新生儿数量为近十年来最低。其实,属马女性不幸的说法源自日本“赤马诅咒”的迷信,应该说,这些看法明显带有强烈的迷信色彩。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演进的过程中,生肖吉凶的观念也有其深厚的社会土壤,清代文人李汝珍在《镜花缘》第十二回《双宰辅畅谈俗弊两书生敬服良箴》中就曾假借“吴之和”之口,反讽了这些观念——“又闻贵处世俗,于风鉴、卜筮外,有算命、合婚之说。……尤可笑的,俗传女命北以属羊为劣,南以属虎为凶。其说不知何意,至今相沿,殊不可解。人值未年而生,何至比之于羊?寅年而生,又何至竟变为虎?且世间惧内之人,未必皆系属虎之妇。况鼠好偷窃,蛇最阴毒,那属鼠、属蛇的,岂皆偷窃、阴毒之辈?牛为负重之兽,自然莫苦于此,岂丑年所生都是苦命?此皆愚民无知,造此谬论。往往读书人亦染此风,殊为可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知识阶层和普罗大众中极为盛行生肖回避的迷信。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肖偏好不尽相同,日韩民众对于特定生肖(如赤马年份,进而所有马年)生女的强烈规避,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则流传着属虎会给家族带来厄运的说法,所以,2010年(虎年)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出生率明显下降。当然,偏好属龙则是个普遍现象,除中韩两国以外,新加坡和泰国等国的民众观念中也流行“属龙行大运”。关于美国亚裔移民的实证调查也发现,属龙的人更加成功。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父母对属龙的子女期待更高,因而对教育等人力资本投入更多所带来的结果。

  作为用实证方法探讨生肖效应的先导性研究,Wong & Yung2005)讨论了中国香港的“龙年效应”,主要是通过明瑟工资方程来验证龙年出生的人是否有更高的收入(表征更好的运气)。他们认为,从传统上讲,中国人对于生肖的信念催生出一个人出生时间决定其命运的迷信。该信念盛行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龙年人口的出生率攀升,从而会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时间模式有更高要求。他们指出,先前的研究除了表明该社会迷信对经济的可能影响,并没有检验该问题的正确性,为此,利用19911996年中国香港人口普查数据,通过测算教育回报的方法,加以实证检验,结果并没有发现龙年迷信的有利证据。进一步地,Senbet & Huang2012)拓展了Wong &Yung2005)的研究,使用标准收益函数方法来检验“龙年孩子”是不是确实有显著的收入优势。因为如果使用那些深受该类生肖信念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可能产生潜在的内生性偏误(主要来自于自我实现的预言),所以,他们采用了美国(不受影响)的数据,从而提供了一种改进的、检验“龙年效应”是否存在的思路。该项研究也没发现该效应的存在。

  作为生育偏好盛行的重要国家,对日本人口数据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Akabaya shi2007)指出,由于“赤马诅咒”的迷信——认为该年份出生的女孩不吉利,日本人口出生水平在1966年下降了25%。既然出生人口性别是随机的,又因为该迷信对赤马年份出生的男孩没有偏见,这就提供了一个研究人口队列规模效应和婚姻市场偏见问题的自然试验。他运用1990-2000年间人口普查数据,估计了按地区和出生年份分组的男性和女性组合的婚姻匹配概率函数,发现1966年人口队列中的匹配效率要低于预期,尤其是对于男性。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显示,仅依赖该年份出生人口所受到的教育和家庭背景难以解释该结果。可能的一个解释是,由于歧视同年份出生的女性,赤马年份的男性失去了很多婚配机会,然而赤马年份的女性并没有来自其他年份出生男性的歧视。Rohlfs et al(2010)利用日本的自然实验,考察184619061966年度三个丙午年份(也即赤马年),他们将性别已知的堕胎和性别未知的堕胎进行对比,说明了生肖偏好的性别歧视因素确实存在,并进而研究了这些人口变动对日本经济社会的相关影响。

  越南民间也盛行生肖的偏好,出生日被认为决定成功、运气、性格和与他人社会交往的融洽程度以及婚配的适合程度。Do & Phung 2006)关于越南的研究旨在表明“意愿要的”和“非意愿要的”孩子在他们父母那里是否被一视同仁?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他们检视了1976-1996年间越南的生育决策,发现吉祥年份的出生队列显著高于其他年份,而且,吉祥年份出生的儿童有着更好的健康程度和教育水平。研究表明,父母的特征显著地同时影响生育选择和子女发展,有计划的生育安排是导致一些可观察的子女成长差异的一个关键机制:在一个迷信盛行的社会,父母乐于在吉祥年份生育子女,并且为后代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物质、心理、情感条件。他们在另外一项研究(Do & Phung2010)中,针对1977-1998年间越南的人口出生队列进行研究发现,那些被普遍认为对男孩或女孩吉利的年份的出生率平均要比其他年份高出12%,相对于其他年份,这些年份出生的孩子在健康方面没有显著不同,但在受教育时长方面平均会增加2年。他们的研究结论是:计划出生的孩子成长得更好。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疑惑,究竟什么因素可以解释生肖迷信的持久性?如果生肖迷信信念的持久性是观测数据驱动的,那么为何父母们不能将研究文献中的各种效应分离出来进而相应地去更新他们的信念?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似乎也很简单,人们只遵循历史形成的观念,并使用经验法则(rule of thumb)进行决策。

  在一项深入的实证研究中,Johnson & Nye2011)集中于讨论为什么非理性的迷信得以持续?他们以美国人口普查中的亚洲移民数据为基础,分析了亚洲人群中广泛存在的龙年生吉子的迷信,研究表明,那些生于1976年度龙年的亚洲移民相对于其他年份的移民确实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与之相对,美国的其他族裔人群中并不存在这样明显的教育差异。他们同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即龙年生育子女的母亲比其他年份生育子女的母亲受教育水平更高、更富有并且年龄更大一些。这可能表明龙年出生的孩子在迁出国受教育过程中,母亲的特征起到了很大作用:其一,代际遗传基因更好;其二,母亲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更强;其三,移民的可能性更大。这说明那些家庭意愿并且能够调整生育计划去选择龙年生子,实质上后来给予这些孩子更好的人力资本投入,进而形成了社会的人口学特征,因此,龙年生吉子的信念是自我实现的。

  Mocan & Yu2017)在一项最新的研究中使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龙年前两年的登记结婚数量显著上升,从而导致龙年出生的孩子相应增加。他们通过对三组微观数据的分析发现,属龙(1988年度龙年)的中学生考试表现更好,更有可能接受大学教育,在高考中取得更高的分数。而且,这些差异并不能由学生的家庭背景、自我认同、认知能力或者自我期望等因素来解释,却能由父母对子女的学习成长和事业成功的不同期望度来解释。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龙年生孩的父母相比于其他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更高,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入也更多。换而言之,“龙年生吉子”是该年份生孩的父母的期望和高投入催生了孩子更好地成长表现,“龙年效应”实质上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当然也有些研究表明,家庭根据生育偏好“理性”产子将造成集体的非理性,反而会对子女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Sim2015)的研究表明,新加坡华人相信龙年出生的人运气更好,在教育资源尤其是高等教育资源短期内无法调整的情况下,激增的龙年小孩们长大后不得不面对更严峻的挑战和更少的教育资源。而这一外生变化可以用来做工具变量估计高等教育的回报率。研究还发现,在大学教育可获得性方面,龙年效应有负向影响;如果控制其他情况的条件下,大学教育能够平均提升收入50%

  从社会福利角度来考察,如Easterlin 1980)所指出,出生规模较大的同生肖年份群体,其平均福利水平明显不如出生规模较小的。生育偏好,扎堆生育,造成该出生队列中每个个体一生各个阶段的“拥挤”,包括入托、升学、就业、婚姻、养老等;同时,出生人口规模的非随机波动,极为可能导致国家在对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进行配置时难以准确判断和合理规划,从而造成资源配置的无序和低效,给社会发展带来不确定的负面影响。

三、生育偏好影响下家庭生育选择的经济社会宏观效应

  目前理论界对人为选择生肖年份进行生育这样一种偏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公认的界定,为了理解的方便,可以将“生肖偏好”表述为:人们根据长期以来民间相关习俗或迷信所形成的观念,认为出生在特定生肖所对应年份的婴儿会有好运气,因而选择在某些生肖对应的年份生育孩子,从而造成了这些年份的出生人口规模激增。与之相对,“生肖回避”则是指人们认为某些生肖会给孩子或家庭带来厄运,因而刻意不在某些生肖对应的年份生育孩子。与生肖偏好不同的是,生肖回避方面特别有性别差异的考量(大多数是针对生育女孩的特定生肖回避的情形)。生肖回避会导致这些年份的出生人口规模骤减以及性别比失衡。如果这些生肖偏好和回避影响生育行为确实发生,将造成人口出生队列变动,进而产生一系列经济社会效应。

  较早期的生育偏好研究主要是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加以描述,关注家庭生育选择的经济社会宏观效应,Kaku & Matsumoto1975)的统计研究就表明相比于相邻年份,日本本土的民众、加利福尼亚的日本人、夏威夷的日本人在1966年这一赤马年份的生育水平都有巨大下降。

  作为较早涉及华人社会生肖偏好的规范学术研究,Goodkind1991)表明,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地区在内的亚洲华人普遍喜欢在龙年生育孩子,而且这一现象随着避孕技术的普及而日益凸显。面对孩子出生的“龙年效应”,他通过统计和对比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群体与非华人群体的数据发现,在1964年以前,对整体人口而言,龙年的出生率与其相邻年份(虎年、兔年、蛇年)并没有显著的增加,而研究中的1976年和1988年两个龙年年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群体出生率有很大的增加;将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群体和马来人群体横向对比尤为明显。综合来看,华人群体的龙年生育偏好确实比较强烈。他在另外一项研究中指出,虽然中国民间认为龙年是一个吉祥年份,但1976年之前中国的生育率却没有显著增加,而之后的龙年才呈现显著的提高。他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1976年之前因为缺乏现代避孕技术,龙年效应并不明显。在该项研究中,他还以1976年中国台湾地区为例,表明该年份的婴儿潮主要可以由结婚时间、避孕以及家庭生育安排的选择来解释,并且认为自然生育率的既有影响因素不能充分解释这些生育行为背后的动机,需要从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加以考察。

  华人社群的生育偏好始终是此类研究关注的重点。Goodkind1996)指出,华人社群偏好“龙年生子,虎年不生女”,引起的出生波动在家庭规模整体趋势下降的情况下更为强烈,他针对新加坡的华人社群进行了分析,考察了这些偏好在社会同化和性别动态方面的影响,强调了该偏好对官方有关华人社群政策的影响,以及反过来受到政策的影响。他还在另外一项研究中指出,作为一种自然实验,黄道年份出生提供了研究多民族社会人口再生产方面问题的一个新视角,少数族裔如马来西亚的华人的人口紧张可能不是来自低生育,而是特定年份生育的因素。

  不同生肖对男孩、女孩而言可能代表着不同的寓意,生肖偏好中的性别歧视因素也使得家庭生育选择变得更加复杂,Lee & Paik2006)指出,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如中国、日本和韩国存在的普遍观念是,一个人出生的生肖会对他的性格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韩国,人们认为赤马年份出生的女孩是不祥的,并且将这样的认识延展到虎年和龙年。他们运用1970-2003年间韩国的地区层面月度纵向数据进行研究表明,在赤马年份,一方面生育率下降,另一方面出生性别比却是上升的。

  借鉴生物演化的理论模型,Hara et al 2015)使用一个文化动态模型去解释日本传统的“赤马诅咒”迷信,在该迷信的影响下日本男性避免与该年份出生的女性结婚。父母们避免在赤马年份(如1966年)生育女孩以免在未来对其有糟糕的影响,先前研究“赤马诅咒”迷信的理论分析有两类文化因素:相信者和不信者,在这项研究中,他们考虑第三种因素,半信半疑者。作为半信半疑者的一位男性可以接受一位赤马年份出生的女性作为他的妻子,但是作为父母的半信半疑者却会避免在赤马年份生女。对于这三种文化类型,存在两个人口方面的结果:(1)不信者会消失,社会由相信者和半信者组成,一些男性拒绝赤马女性成为他们的配偶,绝大多数父母避免在赤马年份生女;(2)相信者消失,社会由不信者和半信者组成,没有男人拒绝赤马女性,而一些父母避免在赤马年份产女。结论是,如果母亲在子女信念的形成过程中比父亲更为重要的话,这一迷信将更具持续性。

  也有一些研究表明,“赤马诅咒”迷信没有带来明显的人口学影响和经济社会效应。Yamada2013)的研究指出,赤马年份出生的女性被认为会有一个糟糕的婚姻,对父亲和丈夫不利,但该年份出生的男性却没有被打上这样的烙印,该研究旨在通过个体层面的微观数据,分析在1966年度赤马年份出生这一因素对女性日常生活的影响。他们发现并不存在赤马年份出生的女性在人力资本投资、婚姻匹配表现以及婚后家庭资源分配方面的劣势,他们也分析了造成这一状况的两个可能解释:一个是队列规模效应;另一个是恋爱、婚姻比例上的动态变化。后者影响1966年育龄父母的决策以及赤马年份出生的女性在婚姻匹配上的表现以及婚后家庭资源的分配。这一项研究表明,在队列规模效应出现之前就应该关注经济和社会可能出现的动态效应。

四、扩展性讨论

  生育的生肖偏好来源于特定社会的历史传统、社会文化心理背景,从微观层面讲,影响家庭结构、家庭资源配置、婚配关系等;从宏观层面讲,影响全社会出生人口的队列、性别比、劳动力构成等。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交互影响又在更深更广的角度形成了更大的经济社会效应。不过,首当其冲的问题是,生肖偏好所产生的人口学特征到底有没有就存在争议。段成荣和王艺佳(2003)指出所谓的“停电婴儿”和“羊年不宜生子”都是得不到事实支持和证实的错误结论。马妍(2010)利用1949-2008年间的全国出生人口数据,并借鉴人口统计学中的年龄准确性检验指数来检验我国生肖偏好的存在性。结果显示,从全国宏观层面上,无论是单一年份、单一生肖还是十二生肖整体都不存在生肖偏好,出生人口规模的波动更多是由于人口惯性的影响。不过,她也指出数据呈现的结果并不能说明家庭的生肖偏好就不存在,只能说是生肖偏好并没有形成显著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生育决策实际上受到生育偏好、经济条件、发展计划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应该说,既有的生肖偏好的研究不足以涵盖更多的经验事实,抑或是,人口出生队列的变动可能有其更为复杂的、更为潜在的影响因素。

  (一)生肖影响的可能反证:双胞胎的成长差异

  运用双胞胎样本数据所进行的教育回报率的实证研究,精妙地成为生肖因素影响子女的成才、成功与否的反证。因为,双胞胎样本很好地控制了子女的家庭背景、基因,当然也有生肖属相的因素(也就是说,双胞胎的生肖属相、星座等完全一样),从而集中展现出了教育投入在子女未来发展收益率方面的影响。

  在教育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研究方面,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研究教育与个体收入之间的关系,早期这一研究主要依据明瑟工资方程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方法进行估计。这样就会涉及个体能力和家庭背景共同影响个体收入的问题,教育通过提升个体能力间接影响收入,因此如何剥离家庭背景因素,从而揭示出个体的工资或收入差异多少来自于教育而不是家庭背景。这类研究对于家庭的教育投入决策,以及理解教育与收入之间关系非常有意义。针对双胞胎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此类代表性的研究包括:Ashenfelter et al 1994)利用当时一个新的调查资料对比不同教育水平的双胞胎个体工资状况,教育水平的多元测度往往被用来估计教育水平的报告误差效应,数据分析表明,遗漏的能力变量并没有导致教育回报向上偏误,但是测量误差导致向下偏误。测量误差调整后的结果表明,教育每增加一年会引起工资增加12%16%,这要比以往的同类研究结论更高。Ashenfelter et al 1998)则发展了一个最优的教育投资模型,运用近700组双胞胎数据进行估计发现,教育的平均回报为9%,但对于低能力个体而言,估计回报存在略微向上的偏误。这些实证结果表明,比较有能力的个体之所以能够获取更多的教育,是因为他们面对更低的教育边际成本以及更高的边际收益。对于收益率组成的分解,Miller et al 1995)将观察到的收益率(即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分解成三个部分:真实的教育收益率、不可观测基因或能力的收益率和共同的家庭背景收益率,研究发现这三部分收益率各占1/3。此后的这一研究思路广泛用于可观测的教育收益率与不可观测因素的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对比分析。

  Isacsson 1999)对瑞典样本的研究表明,传统的教育回报估计中忽略了能力因素,导致估计结果正向有偏,在针对双胞胎数据样本、经由测量误差调整的教育回报传统估计中,至多只有一项轻微的能力偏差,该研究的一个基础性假设是教育获得的双胞胎组内差异是随机决定的。Yi et al 2015)在新近的研究中指出,在既有的文献研究中对于儿童健康负向冲击的影响,家庭存在两种应对之策,要么是补偿、要么是强化。他们利用云南省双胞胎的家庭调差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较于那些03岁时期没有健康问题的单体,双胞胎中有健康问题的另一单体在调查时前一年内获得的健康投资要高,教育投资要低。家庭更多的是扮演一个净均衡器的作用。健康方面的补偿性投资降低健康冲击负向影响的50%,恶化教育冲击负向影响的30%。该研究与Isacsson1999)随机组内差异的研究是一个互补的关系,考察的是一个非随机的组内差异。

  Li et al2012)运用中国城市双胞胎数据实证研究表明,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显示,每增加一年的学校教育带来个人收入增加8.4%,如果采用双胞胎组内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收入增加2.7%,但在测量误差修正后,该增加率上升到3.8%,这些结果表明,估计的教育回报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忽略掉的能力或家庭效应。

  应该说,此类研究说明,在不考虑教育、健康投入等其他方面影响的情况下,所谓生肖因素在个人成年后收入方面的影响几乎是不能识别出来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生肖带来的运气和吉祥(以收入优势和职业成功加以刻画)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存在的,而且,这一系列的研究也体现了个体的收入优势和职业成功中家庭教育等投入的重要性。

  (二)生肖影响的可能噪音:相对年龄效应

  大量的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的研究表明,出生时间都临近入学年龄截止日期,出生时间在入学年龄截止日期之前的学生在学业表现上不及在截止日期之后的学生,并将这一“截止日期现象”归因于入学年龄差异所产生的影响。应该说,超越相对年龄效应研究本身来看,这一系列研究可能成为生肖是否影响成功的一个重要注解,相邻的不同生肖年份(如马年—羊年—猴年、再如兔年—龙年—蛇年)往往是民间认为的好孬生肖交替出现,法定截止日期(如入学、入职等)通常不可能与农历年份分隔日同步,这样,相邻的不同生肖属相个体就会同处一个班或一个群组,所谓吉祥生肖年份出生的个体相对于其他相邻年份表现更出色可能是因为相对年龄效应和优势所发挥的作用,而并不是出生年份所体现出的所谓生肖优势。

  相对年龄效应的理论发轫于加拿大心理学家巴恩斯利以及其合作者的三篇研究论文。巴恩斯利等的研究表明,在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年龄分隔日的运动竞赛(冰球11日;青少年足球81日)的案例中,都出现相对年龄效应,即相对年龄影响运动员尤其是青少年运动员的成功。这已经成为以分隔日(截止日)为主要特征的竞技体育比赛中某种一般性规律。考察其内在机制在于,加拿大冰球队按年龄分组的分隔日是11日,即从11日到当年1231日之间出生的球员将会被分在同一组。即是说,出生早晚的球员,有近12个月的年龄差距,他们在生理成熟度上将表现出不小的差异,这种差异所形成的优势不断累积形成巨大效应。巴恩斯利指出,这种年龄偏斜分布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机制共同作用:筛选、分组和区别训练。在球员年纪尚小时就开始对他们筛选(优胜劣汰),按既有能力分组,给予强能力组别的队员强化训练。最终,在以上三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以“年龄分隔日”为界,月龄更大的球员获得了巨大优势。

  与体育竞技比赛相类似,受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学日期、法定入学年龄等入学政策的影响,以开学日为界,同一年级中不同月份出生的学生“相对年龄”(生理年龄)可能相差不小。因年龄大几个月的微弱优势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累积,最终使孩子走向成功与否,自信与否的不同路径上,其影响会延伸很长时间。通过与这些法定时间节点的相互作用,生日对个体的技能习得水平和生活质量产生系统性影响。就入学政策而言,由生日和开学日之间的时间差共同决定的相对年龄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外生的“自然实验”,并对个人的教育经历及紧随其后的职业生活产生重要的持续性影响。应用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对此也有比较详细分析,如Bedard & Dhuey2006)研究了学生的出生日期与TIMSS考试(针对全球学生的数学与科学学科测试,每4年举行一次)成绩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在四年级学生中,年龄大几个月的学生的成绩比年龄较小的学生的成绩高4%12%。随后,他们又对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在美国四年制的顶级大学(美国最好的高等教育资源)同年级学生中,相对来说,年纪最小的那部分学生所占比例还不到11.6%。也就是说,早年因为生理发育差异而产生的劣势并没随时间推移而被削弱,相反,劣势被放大和固化了。出生时间的差距演变成他们日后能否上顶级大学,能否成为中产阶级的鸿沟。

  作为此类问题的一项国内代表性研究,刘德寰和李雪莲(2015)从微观层面研究了现行小学入学制度对出生截止日期的刚性规定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现象。研究表明,针对正常入学的青少年,在自我构建、日常学习等方面,78月出生的青少年相比较于910月出生的青少年,存在明显的适应性危机,呈现出相对年龄劣势效应(116月出生的青少年表现居中)。这种效应存在长期累积效果,在优质教育资源获得层面,78月出生组青少年升入重点中学的可能性最低,比其他月份低16.7%22.8%,升入职业学校的可能性最高,比其他月份高54.2%60.8%78月出生组的男生受这一效应影响较同期出生的女生更甚。这种效应强大到家庭经济社会地位都无法产生有效的抑制作用,形成一种难以逾越的“七八月陷阱”。

  其实很多社会现象都和年龄差异相关。巴恩斯利等研究发现,有自杀倾向的学生大多生于学年法定时间区隔的后半年。他们的解释是教育质量差的学校会让学生倍感沮丧。只不过,学生的自杀倾向与年龄的关联,并不像运动员的成绩表现与年龄的关联那样明显。

  当然,相对年龄效应如何干扰生肖影响这需要更多的、更优质的人口学数据和经济社会学数据加以验证。

  (三)生肖影响的可能渠道:环境和生物学因素

  特定年份生育子女不吉的观念有可能与当年的其他环境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可能造成某些时间段(某些年份)、某些地区人口生育率低,低出生体重的婴儿、出生有缺陷的婴儿比例较高等,长此以往,在某些地区就极有可能会形成某些年份不宜生孩的生肖回避迷信。事实上,这些不是生肖所造成,只是外部因素与某些特定的生肖年份偶然耦合。

  比如说,近期的环境学研究表明,暴露在较高水平的某些空气污染物的孕妇更容易诞下体重不足的婴儿(简称LBW)。通过统计和有关计算,PM10的中间值在14个中心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加拿大温哥华的12.5微克每立方米到韩国首尔的66.5微克每立方米。PM10每增加10微克每立方米,婴儿出现体重不足的概率便增加3%,并且其体重的平均值减少3克。研究者对母亲的年龄、烟草使用、社会地位等变量加以控制后,平均体重的减少将增加3倍,达到9克。再结合PM2.5暴露的信息,随着每个城市暴露在可吸入颗粒物的水平增加,婴儿低出生体重的概率增加了10%。另外,空气污染也会对人们的生殖能力产生负面影响,造成某时期地区的生育率降低。

  另外,布罗代尔(2017)认为“任何气候都是个复杂的体系,它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只能根据不同的地点、作物和季节并通过不同的曲折途径而实现。……不论好坏,‘年景’总是主宰着人。研究旧制度下的经济的历史学家根据逻辑推断,认为好年景、差年景和坏年景是有节奏地先后来到的。这些周而复始的打击造成了物价的巨大波动,而千百件事情又受到物价的制约。……人们或许觉得这种气候解释殊属可笑,认为把天气牵扯进来无非为了迎合古人的心意。古人往往喜欢用星象来解释世上一切事物的进程、个人或集体的命运、疾病等等”,实际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于气候联系于星象的说法古来有之,并赋予了特定星象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独特蕴意。

  对于环境和生物学因素的影响可能传导到生肖偏好(主要是生肖回避、甚至厌恶)上是一个时间跨度较长的过程,另外,这一影响也有局部性和全局性的区别。

  (四)生肖影响的内在机制:自我实现预言

  生肖偏好和生育选择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生肖偏好(或厌恶)通过父母对特定生肖子女的特别关注(或忽视)和教育方面的大量投入(或少量投入),带来子女在学习阶段以及成年后成就方面的差距,这一后果又反过来强化社会群体对生肖影响命运更为固化的认识。从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角度讲,形成了实证分析中普通估计的内生性问题。非常有趣的是,上述一系列以双胞胎为样本实证分析教育回报率的研究从一个侧面很好地佐证了生肖并不重要(只有可忽略不计的数量影响),教育投入、健康投入等家庭资源的配置差异才是影响双胞胎发展差异的关键。

  另外,前述加拿大冰球运动遴选队员的方式,也证明了由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首提的自我实现的预言理论。“自我实现的预言”指的是直接或间接导致预言本身实现的一种预测。换句话说,积极的或者消极的预言、错觉(宣称是真实的,其实是错误的)、强烈坚持的信念等,都可能足以影响到人们,使人们的反应和行为最终会导致先前设置的预言得到实现。简而言之,事情从一个不真实的假设开始,然而,基于此而采取的行动导致最初的假设最终成真。比如,经过特别的、严格的训练,那些经由错误假设挑选出来的队员变得真的很优秀。

  作为“自我实施的预言”的一个经典实验,Rosenthal et al1968)基于一个假设前提——在小学教师得到学生的某种信息(如IQ分数)时,他们或多或少地会对学生的潜能产生某种期望,这种期望会使他们无意识地对那些可能会成功的学生的行为表现给予一些鼓励和鞭策,使这些受到关注的学生产生自我实现的预期,从而变得更加出色。这项研究中,他们有两个主要发现:一是期望效应的确存在,整体来看,那些被教师认为智力发展会有明显进步的学生,其IQ平均提高幅度显著高于控制组的学生(分别提高12.2个百分点和8.2个百分点)。二是低龄化,这些作用在低年级中表现得更明显,而在高年级中几乎不存在。

  同样的道理,在家庭教育和培养中,如果父母深受生肖偏好文化的影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么,相对于其他年份出生的子女,家庭更多地对所谓吉祥年份出生子女的精神鼓励和精力物质的投入都会促成预言的自我实现,即“龙凤呈祥”。

  (五)生肖影响的量化分析:分隔日的断点效应

  对于生肖的偏好和回避的分析,考察的一个重点应该是分隔日或截止日前后的断点效应。如果生肖偏好成立,不仅仅是该生肖年份人口出生堆积,而且应该是在该生肖年份开始之初以及结束之前这两个时间节点出生堆积现象更为明显。相应地,在回避的生肖年份不仅仅是人口出生总量较少,而且应该是在该生肖年份开始之初以及结束之前这两个时间节点出生更加少(抢生到前一个相邻生肖年份,或缓生到后一个相邻生肖年份)。当然,这种分隔日的断点效应分析需要大量的微观数据加以支撑。遗憾的是,目前由于数据不可得、不可知,绝大多数量化分析只能建立在公历时间上进行,农历生肖年份的分隔日断点效应分析更是无从谈起了。不过,这一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基于农历生肖年份分隔日的,如何晓波(2016)指出,其利用2005年人口调查数据做了一次检验,根据农历羊年开始前和结束后若干月份的出生数据分析表明,在马羊年之交、羊猴年之交,部分人群做出了生育选择,他认为,这样的选择与“羊年不吉利”的说法有一定关系。

五、结语

  生肖偏好可能引发的现实生育高峰所带来的影响值得政府管理部门高度重视。一旦人口出生的拥挤会造成孕产照料、入托上学、就业就医、结婚生育、退休养老等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所带来的成本,一些是由家庭承担的,而更多的是需要由社会和政府来承担。因此,这就要求公共服务体系是完善、高效的。生育偏好可能带来的人口出生增长,随之而来的社会福利支出增加和结构性变化也应该为政策制定者所考虑。

  目前,作为全面实施二胎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微调在测算生肖偏好影响人口出生队列方面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自然实验,法定可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疏解了以前以一胎为主的政策约束,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生育意愿、偏好与生育现实约束之间的紧张,同时也提供了在共同家庭背景下测算生肖因素是否带来未来收益率差异的有益样本。另外,人口政策的放松会使得家庭的生育决策和安排更趋理性和均衡,从而弱化生育偏好对于人口出生波动的影响。当然,政策的实施效果还有待于更长时间生成数据的检视。

  文章来源:《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3(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篇编辑:王昌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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